《读书》新刊 | 莫言：抖搂家底的麦家
抖搂家底的麦家
文 | 莫言
（《读书》2019年8期新刊 ）
麦家出新书，书名《人生海海》。这书名有点怪，但很别致，猜可能是某地方言——实为闽南话。连读两遍，掩卷沉思，心绪纷纭。
这本书，麦家写得很用心，花力气，十八般武艺都施展出来，看得我兴奋，既热闹好看，眼花缭乱的，也暗藏机关门道。就是说，这本书保留着他小说一贯的奇崛冷峻的风格。阅读过程如登险峰，看似无路处，总会有曲径通幽，萦绕盘旋至最高处，然后放眼回看，所有奇境，尽收眼底。险处求胜是要功夫的，功夫不到家，一脚踩空，一个跟头飞将出去，涉险成寻死。麦家一路试险，一再身临绝境，叫人替他惊险，终是有惊无险，叫人佩服他的武艺。
作家麦家
而在这本书上，麦家把家底子都抖搂出来了。我读过他的那几部名扬四海的小说(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)，熟知他的路数，因为同在一个系统工作过，也熟知他讲述的故事的素材和原型。他的风格不是写实的，而是传奇的。他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他营造的“江湖”环境里。他的“江湖”与金庸武侠小说的“江湖”是同质的，但更加神秘莫测，更加具有奇幻之美。人们总是对天才人物充满敬畏，总是更愿意了解天才们的悲剧和喜剧，这也是麦家的小说能吸引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。但这本书，麦家和过去作别，回到童年，去了故乡，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。小说一开篇，不厌其烦地对村子的地形地貌的描写，仿佛拉开了一部长篇戏剧的序幕:这是古典主义作家们的看家本领，麦家也会。或许正因此，麦家想挑战一下自己，走出所谓的舒适处，尝试一种新题材、新写法。这是一个作家的美德，不要老待在安乐窝里，吃老本，要敢跟自己较劲，去闯闯新天地，争取多扎几个码头。
《人生海海》，麦家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
《人生海海》充分展示了麦家的语言能力和野心，他惯常使用的那种优雅的叙事语言在小说的第三部里依然展显出来，但在大部分的篇幅——第一和第二部里，他使用了一种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，但业经驯化的陌生化语言。这一点让我欣喜，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，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，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。文学的艺术性虽不止于语言，但必始于语言，语言是照亮小说的第一束光，如摄影离不开光，大白话如大白天，是拍不出艺术照的。
而这当然也显示了麦家塑造人物的功力。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，如上校、爷爷、父亲、老保长、小瞎子等，各有自己的声口，各有自己的秉性，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什么情做什么事，性格鲜明，情理自洽。他们都在做着一些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事，但剥尽故事的层层笋皮后，又感到他们看似怪异的行为是合乎性格，也合乎情节，是经得起推敲的。小说有虚构的特权，可以打胡乱说，但必须自圆其说，你设计的人物要有血肉，有来回，通情理，你拉开的链子自己拉得拢不算，必须要让人家拉得拢。
这就是麦家讲故事的技巧，或者是结构小说的能力。它使用的是最受局限的第一人称视角，一切都须亲见、亲闻、亲历，对于这样一个诡谲的故事，涉及一个神秘传奇人物数十年天南海北、云龙雾虎般的经历与传说，这种视角有许多几乎无法解决的死角，但这些死角都一一被强光照亮，细微毕现。尤其是第三部，叙事主人公一下子跳出了故事发生地，从万里之外归来，许多看似成了死谜的情节、故事，犹如密码被破译，竟轻松地、令人信服地展开了。这有点像苏东坡的诗句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就是长篇小说结构的魅力，好的结构一根梁可以以一当十，一个暗窗可以别开生面，别有洞天。
（《人生海海》，麦家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）
附：麦家《人生海海》节选
01
大哥是去了秦坞，一个偏僻小山村，做了倒插门女婿。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，但在荣辱面前，丢尽了脸面。长兄如父，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，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，形同卖国求荣，卖淫求生。这是生不如死，是跪下来讨饶，趴下来偷生。我忽然明白，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，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，甘愿认罚赎罪。爷爷寻死是认罚，大哥认辱是认罚，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，亡命天涯，又何尝不是认罚？
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，再不吱声。他心里有鬼。他怕跟我说的太多，透露出情感，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，又对我作恶。他已经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，丢了魂，犯了强迫症。阴雨绵绵的天色，黝黑骨瘦的脸色，胆怯压抑的神色，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，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：这一切，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。那时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，夜夜做着死的噩梦，当终于上岸时，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。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，一下下地磕头，引来一群海鸥好奇。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，翅膀扑扑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，嘎嘎叫，仿佛我们在抢吃它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——我们的样子确实像鸡在啄食。
报纸上说，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
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，交给我上校家钥匙，让我去那儿住。我问上校的情况，他依然惜字如金，含糊其辞地说：
“你都会知道的。”
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，我可以去找他相问。去了发现，门前屋后，楼里窗外，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：菜地里杂草比人高，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，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恶臭；院子里野草丛生，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蚯蚓的顽强拼搏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，已经七拱八翘；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，正试图向窗户进军；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看报的躺椅，已经完全散架，支离破碎，像被天打雷劈过。钥匙已经失用，锁眼被铁锈堵住，我只能强行入屋。
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，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，灰尘和蛛网统治了一切；我每迈出一步，灰尘就在脚底下兴风作浪群魔乱舞，嘴巴眼睛都可能吃进蛛网；放眼看去，目光所及，都令我胆寒心惊，如受了凌迟似的；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衫，也许曾有汗水留下的咸味，已被蛀虫吃得千疮百孔，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；猫房里，金丝绒的窗帘一角悬着，大半挂落着，即将拖地，像裹着个吊死鬼；两只精致的猫篮，里面盛满一层黑干的老鼠屎，无法想象两只猫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。
我没有上楼。
我害怕上楼。
父亲认为我们家里有鬼，我并没有切实感受，但到这儿我切实受到了鬼的威胁，似乎鬼随时可能从楼上或哪个角落里钻出来，对我伸出血淋淋的长舌头。或者，整栋楼就是一个孤独的野鬼，没有任何人迹和烟尘火气。父亲说我都会知道的，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：上校仍在坐牢，要不已被判死刑。我想，若是坐牢，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，就是死牢啊，还不如判死刑。我沉浸在对上校的哀伤中，心里涌起一阵阵想哭的冲动。这也是我要离开这屋子的冲动。我像被这里的一切羞辱伤害一样，气愤地掉转头，不想在此多滞留一会儿。
毫无疑问，我不可能来这里住。
毫无疑问，任何人要来住，都得拿出至少几天时间来收拾、清理大量时间残留的大量垃圾废物。说它是废墟也不为过，所有木头都朽烂，所有铁件都锈蚀，砖墙上长满青苔和各种虫卵，屋顶瓦楞间长出小树。这是一个被冷酷的时间无情啄烂的躯体，父亲大概至少几年没来看过它，他保留的也许是十年前的印象。也许，他认为鬼是怕鬼的，我住在鬼屋里可以借鬼杀鬼，保全自己。
我转身往外走，在经过一只边橱时，无意间一只相框撞进我目光里：它斜着、平摊在橱柜向门的一边。柜面上除了厚厚灰尘，别无他物，它孤独的样子，斜置的角度，饱含着等人带走的渴望。相框有一本杂志的大，灰尘已盖住相片。我拭去灰尘，看到一对中年男女的半身像，两人肩并肩对我微笑着，好像是一幅婚照。我没有马上发现，但也很快认出男人是上校，他笑得不自然，拘谨又努力，反而显得有些木讷：这也是我没有马上认出的原因。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灿烂的，笑声是响亮的，并且一贯如此。他是个开朗爱笑的人，现在似乎腰肚里被旁边的女人抵着枪，是被强迫笑的。
女人剪着齐肩短发，圆盘脸，肉鼻子，阔嘴巴，短下巴。黑白照，肤色是看不出的，但看年纪似乎比上校要小不少，也许是笑得甜的原因，减少了她年龄。在上校拘谨木讷的笑容衬托下，她确实笑得尤为甜蜜，好像在照相机的镜头里看到了上校的拘谨，是一种获胜的窃笑，暗藏着满肚子秘密。我不认识她，但婚照的样式给了她明确身份：上校妻子。这对我是一个惊人的意外，它留在这儿应该也是个意外。我想，照片上的人——也许是上校，也许是他妻子——一定是准备带走它的，其实已经带它到门口，临时不知怎么忘了，像我们有时出门把钥匙落在鞋柜上一样。
我回去问父亲婚照的情况，父亲倍感意外的同时，断然拒绝开口。他说会告诉我的，但不是在这里。他要求我马上回去收拾那边房间。他怕在这里对我多语，更怕我晚上住在这里。他慌张地睃视着四周，仿佛四周的鬼在偷听偷看我们。他心里已全是鬼。他自己也许并不怕这些鬼，是在替我怕。我告诉他，若真有鬼，我宁愿被自己家里的鬼所害，也不愿被上校屋里的那些野鬼所害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哭了。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，他是个咬碎牙也不愿吭声的闷葫芦，哭需要学习——那么多亲人离去他已经学会了，声音低弱，嘶哑，咝咝的，像一只衣袖被间歇地撕开，而泪水却不间断，分多头，唰唰而下，令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一个词：老泪纵横。
02
父亲说：“我也不想去，但想到可能是最后一面，要给他收尸，只好去。”
讲台上坐一排判官，有穿便衣的县革委会领导，有穿制服的公安局长、法官，有红卫兵和群众代表。胡司令——父亲叫他小胡子——坐在最左边，他已提拔到县革委会宣传部当什么股长，这天主要负责喊口号。他带着革命热情和个人感情工作，口号喊得特别响亮起劲，带表演性，有煽动性，把台下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再激发出来，上校人没出来，礼堂里已经山呼海啸的杀声阵阵。上校从后台被押出来后，礼堂一阵安静，像演出开始似的。上校没有五花大绑，小绑也没有，因为有两个持枪的民警押着，即使他能变成鸟飞，两支枪照样可以把他从空中击落。
父亲说：“他瘦成一只猴子，蓬乱的胡子遮住半张脸，我都认不出来。”
那天是大晴天，五月，天已经热了，上校只穿一件衬衫单裤，整个人轻薄得发飘，要不是被公安架着，后来又掀起的喊口号的热浪都可能把他卷走。法官从座位上起身，捧着黑皮夹子，把上校的罪名一项项读出来。当读到他肚皮上有字，证明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“床上走狗”——父亲强调这是法官的判词——时，台下有人突然高声喊：
“把他裤子扒下让我们看一看！”
这人正是小瞎子父亲，瞎佬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那天却挤在台子最前头，瞪着两只白乌珠，冲着大家高喊，引来一阵回应。与此同时，瞎佬的弟弟领着小瞎子和两个从镇上花钱雇来的二流子上台，要去扒上校裤子。小胡子没有用喇叭阻止，反而高喊口号：毛主席万岁！人民群众万岁！其实是在鼓励群众去扒他裤子，看他耻辱。
父亲骂：“这个畜生！他存心想看上校洋相，专门不制止。”
押人的民警不知该怎么办，回头看一排领导，领导交头接耳，一时没有形成决定。转眼间，瞎佬弟弟已带人冲到上校跟前，要扒他裤子。瘦弱的上校刚才似乎连站都站不住，这下却爆出天大的力量，像手榴弹开了爆，把后面两个公安和前面四个混蛋，一下全炸散，掀的掀翻，踢的踢倒，撞的撞开，任他逃。他逃的路线怪，先在台上转一圈，找出口，最后却不选安全的后台逃，而是从前台跳下去，跳进人堆里。这一跳又是一个炸弹，把一堆人炸开，有人当场被撞伤，痛得哭叫，却被他癫狂的号叫吞没。他喉咙里像安了扩音器，身躯像一匹野马，横冲直撞，吓得所有人纷纷逃开，怕被他撞碎。他一路嗷嗷叫着，冲着，把人群像浪花一样一层层拨开，最后没人了，他竟然不朝大而是又回头冲进人群，好像要再表演一次。
父亲说：“他就这样疯了。”
03
公安不要疯子，监狱也不要，带走后，不到一月，派出所通知村里去监狱领人。村支书和老保长带头，领着全村几十号人，浩浩荡荡去了县城，把人领回村里。一路上，上校都在操人骂娘，村民们都在为他伤心抹泪。
父亲说：“他彻底疯了，连我都认不得，见人就要打，要骂。”
以后一直由父亲照顾，村里给父亲记工分，照顾上校就是他的工作。父亲住在他家，吃喝拉撒管完，保姆一样。
管吃喝拉撒容易，只要尽心尽力好了，而父亲有的是这份心力。难的是管住他不发癫，发癫时不打人和不伤害自己。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癫，但所有人知道发癫时他见人要打，见刀要抢，捅自己小腹。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没有用自己的技术把肚皮上的字涂掉，疯了都惦记着，想涂掉。
父亲说：“其实我看也是涂过的，涂过两处，但没涂掉，也许是太难吧。”
为了不让他伤害自己，父亲像牢里的狱警，每天给他戴手铐。这样过去半年多，一个女人寻到村里，找上校。女人干干净净，说普通话，像城里人。她见到上校就哭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好像是上校的亲妹妹。上校是独根独苗，哪有什么妹妹。她是什么人？
父亲说：“就是照片上的人。”
她拿出随身带的两张照片，证明她是上校在朝鲜当志愿军军医时的战友。她要把上校带走，说是带他去看病。村支书召集十几个老人，在祠堂召开村委扩大会，大家举手表决，最后同意女人带他走。一年多后的一天，女人带着上校回到村里，疯病是好得多，不会见人打骂吵闹，反而变得十分安静，人也是清清爽爽的，见人有时会笑。多数时候是一声不响，很老实的样子，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做就不做，像小孩子一样听话。
父亲说：“他从一个武疯子变成文疯子了。”
女人这次回来，随身带着一张结婚证明书，她要嫁给上校，一辈子照顾他，请求村里给上校出同样一份证明。村里又开会，征求大家意见。哪有反对的道理？都同意。于是便去镇上办手续，拍照片，就是我看到的那张照片。这年冬天，上校母亲刑满释放回家——这也是女人带上校回来的目的，算好时间的，专门等老人家出狱回家。老人家本来身体就差，在监狱里受累吃苦三年，身体差到底，走一步停三秒，吃饭要吐，只能喝粥，怎么看都像一支风中残烛。女人一边照顾一个病得下不了床的老人，一边照顾一个像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的大人，比男人辛苦，比任何女人周到。在她的悉心照顾下，两个病人活得体体面面，一点不受罪。
父亲说：“村里人都说，上校妈一辈子拜观音菩萨，真的拜到一个观音菩萨。”
村里人都叫她“小观音”，也把她当观音菩萨待，她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待全村老小。后来我听村里好多人谈起她，都说天底下这样的女人找不出第二个，家里要有这样一个女人死都愿意。
一年多后，上校母亲被一口粥呛死，她以嘹亮悲怆的哭声给老人家送终，哭声像鸽子的哨音一样，泣着血，盘在空中，照亮夜空，把村里所有女人的泪腺激活。后来送葬，她一手死死扶着棺材，一路洒着同样泣血奔泪的恸哭，把村里所有男人的泪腺也激活。所有跟我回忆上校母亲出丧那天情景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带着迷离的神情，噙着泪，一种无法慰藉的悲伤像岁月一样抹不去。
父亲说：“上校身边有这样的女人，这屋子的风水笃定是好的。”
这也是父亲所以要安排我到这儿来谈话，包括让我来这儿住的缘故，他认定我们家里有鬼，这儿笃定没鬼。这儿只有观音菩萨，两个女人都是观音菩萨，一老一小。
做完婆婆“七七”后，女人把上校屋里的东西分好，能带的带上，不能带的都分给村里需要的人，然后领着上校和两只猫回她老家去了。猫是畜生，不知人间沧桑，只是年迈得走不动了，要用篮子拎着。上校体力还是好的，猫对他的感情也是好的，甚至更好，因为朝夕相处，相濡以沫一样的。
父亲说：“两只猫在他手上拎着，像他人一样老实听话，他们就这样走了。”
村里出动几百人，男女老少，成群结队，送他们到富春江边，船埠头。船在汽笛声中离开码头，女人对着送行的村民长跪不起，抹着泪，上校像孩子随母亲一样，跟着跪下来，那情景把几百人都感动哭了。几百人哭的场面能感动所有人和所有时间，父亲在回忆中依然禁不住滚出泪花。
父亲说：“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们，我不想把身上晦气传给他们。”
我想去看看上校和这天底最好的女人。父亲给我地址，是女人亲手写在一页作业本的纸上的。我看地址居然在上海青浦朱家角镇，是我返程去上海虹桥机场必须要经过的，更加坚定了我要去见他们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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